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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者的作品恐怕还是多余的。我不相信这里有垄断的情形,但是多少有点壁垒森严。若叫我挟着原稿找到各大剧团的经理室里挨户兜售,未尝不是正当的办法,但听说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,非得有人从中介绍不可。我真不知道怎样进行才好。
先把剧本印出来,也是一个办法,或者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可是,说句寒伧的话,如果有谁改编改得手滑,把我的戏也编了进去呢?这话似乎是小气得可笑,而且自以为“希奇弗煞”,然而以小人之心,度君子之腹,却也情有可原。
一个人,恋恋于自己的字句与思想,不免流于悭吝,但也是常情罢!我还记得,第一次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,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。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喻,作者说: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,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呆。——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,说得比自己好呢,使人爽然若失,说得还不及自己呢,那更伤心了。
这是一层。况且,戏是给人演的,不是给人读的。写了戏,总希望做戏的一个个渡口生人气给它,让它活过来,在舞台上。人家总想着,写小说的人,编出戏来必定是能读不能演的。我应当怎样去克服这成见呢?
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,思想通过铅字,直接与读者接触。编戏就不然了,内中牵涉到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。得到了我所信任尊重的导演和演员,还有“天时,地利,人和”种种问题,不能想,越想心里越乱了。
沿街的房子,楼底下不免嘈杂一点。总不能为了这个躲上楼去罢?
(一九四四年四月)
有女同车这是句句真言,没有经过一点剪裁与润色,所以不能算小说。
电车这一头坐着两个洋装女子,大约是杂种人罢,不然就是葡萄牙人,像是洋行里的女打字员。说话的这一个偏于胖,腰间束着三寸宽的黑漆皮带,皮带下面有圆圆的肚子。细眉毛,肿眼泡,因为脸庞的上半部比较突出,上下截然分为两部。她道:“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没同他说话。他说‘哈罗’,我也说‘哈罗’。”她冷冷地抬了抬眉毛,连带地把整个的上半截脸往上托了一托。“你知道,我的脾气是倔强的。是我有理的时候,我总是倔强的。”
电车那一头也有个女人说到“他”,可是她的他不是恋人而是儿子。因为这是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太,梳个乌油油的髻,戴着时行的独粒头喷漆红耳环。听她说话的许是她的内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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