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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丈夫从前穷的时候就爱面子，好应酬，把她放在各种为难的情形下，一次又一次发现她的不够。后来家道兴隆，照说应当过两天顺心的日子了，没想到场面一大，她更发现她的不够。

然而，叫她去过另一种日子，没有机会穿戴齐整，拜客，回拜，她又会不快乐，若有所失。繁荣，气恼，为难，这是生命。娄太太又感到一阵温柔的牵痛。站在脸盆前面，对着镜子，她觉得痒痒地有点小东西落到眼镜的边缘，以为是泪珠，把手帕裹在指尖，伸进去揩抹，却原来是个扑灯的小青虫。娄太太除下眼镜，看了又看，眼皮翻过来检视，疑惑小虫子可曾钻了进去；凑到镜子跟前，几乎把脸贴在镜子上，一片无垠的团白的腮颊；自己看着自己，没有表情——她的伤悲是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。两道眉毛紧紧皱着，永远皱着，表示的只是“麻烦！麻烦！”而不是伤悲。

夫妻俩虽然小小地怄了点气，第二天发生了意外的事，太太还是打电话到嚣伯办公室里同他讨主意。原先请的证婚人是退职的交通部长，虽然不做官了，还是神出鬼没，像一切的官，也没打个招呼，悄然离开上海了。娄嚣伯一时想不出别的相当的人，叫他太太去找一个姓李的，一个医院院长，也是个小名流。娄太太冒雨坐车前去，一到李家，先把洋伞撑开了放在客厅里的地毯上，脱下天蓝色的雨衣，拎着领子一抖，然后掏出手帕来擦干皮大衣上溅的水。皮大衣没扣纽子，豪爽地一路敞下去，下面拍开八字脚。她手拿雨衣，四下里看了一看，依然把雨衣湿漉漉地放在沙发上，自己也坐下来了。李医生没在家，李太太出来招待。

娄太太送过去一张“娄嚣伯”的名片，说道：“嚣伯同李医生是很熟的朋友。”李太太是广东人，只能说不多的几句生硬的国语，对于一切似乎都不大清楚。幸而娄太太对于嚣伯的声名地位有绝对的自信，因之依旧态度自若，说明来意。李太太道：“待会儿我告诉他，让他打电话来给您回信。”娄太太又递了两筒茶叶过来，李太太极力推让，娄太太一定要她收下，末了李太太收下了，态度却变得冷淡起来。娄太太觉得这一次她又做错了事，然而，被三十年间无数的失败支持着，她什么也不怕，屹然坐在那里。坐到该走的时候，站起来穿雨衣告别，到门口方才发觉一把雨伞丢在里面，再进来拿，又向李太太点一点头，像“石点头”

似的有分量，有保留，像是知道人们决受不了她的鞠躬的。

可是娄太太心里到底有点发慌，没走到门口先把洋伞撑了起来，出房门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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